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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自杀是指主体蓄意或自愿采取各种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自杀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现象，到目前为止，依旧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亟待解决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全球每年报告的自杀人数为50万，联合国估计的实际自杀人数高达120万。自杀是我国人群第五位死因，15—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1]。大学生自杀尤为突出，占非正常死亡第一位，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2]。大学生自杀率是同龄一般人口的2～4倍[3]。

自杀是一个复杂的病理性行为，影响因素众多，大致可分为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两类。个体最终是否做出自杀行为是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这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4］。有研究总结概括自杀的保护因素为认知风格、家庭背景、文化社会和生活环境这4个方面因素[5]，更多的研究关注的是自杀的风险性因素，比如个体的冲动性人格特征、行为异常、家庭环境，特别是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等方面[6]。

2020年新年来临之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来势汹汹，人们被迫处于一种长时间的休假模式，这就广泛影响到广大民众的工作、生活和身心健康。本文就疫情下的大学生自杀行为做一调查分析，以供广大高校心理工作者在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时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全校87个专业共19223名在读大学生进行自杀行为问卷（SBQ-R）测试，有效问卷19223份，有效率100%。测试对象的年级分布：大一6822（35.5%）、大二5170（26.9%）、大三4786（24.9%）、大四1974（10.3%）、硕博士生471（2.5%）；性别情况：男10366（53.9%）人、女8857（46.1%）人；年龄：平均19.55±4.85岁。

2.2 研究工具

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Suicidal Behaviors Questionnaire-Revised，SBQ-R）[8]共4个条目，分别评估既往自杀意念、自杀计划与自杀未遂，近1年内自杀意念，自杀威胁性和未来自杀可能性。可通过第1题得出既往短暂自杀意念、自杀计划与自杀未遂的发生率，可通过第2题得出过去1年的自杀意念率。该量表总分为3～18分，分数越高，自杀风险越高。其中文版已在中国大学生中应用，具有可靠的信效度[9]。

本研究在疫情下进行在线测试，由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统一发布通知和注意事项，要求所有学生在一周内完成答题。

2.3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将所有原始数据导入SPSS22.0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处理分为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两种情况：

（1）连续变量。计算SBQ-R的每一题的原始得分，具体地说，第1题是1～4分4点计分，第2题是1～5分5点计分，第3题是1～3分3点计分，第4题是0～6分7点计分。每一题代表某种具体的自杀行为：①终身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②最近1年的自杀意念；③终身自杀威胁；④未来自杀可能。

（2）分类变量。根据每一题的回答，按照如下标准进行分类：第1题，选项2做肯定回答者，归入终身自杀意念类；选项3做肯定回答者，归入终身自杀计划类；选项4做肯定回答者，归入终身自杀未遂类。第2题，选项2～5做肯定回答者，归入近期自杀意念类。第3题，至少1次表达了自杀想法或要自杀，即选项2～3做肯定回答者，归入终身自杀威胁类。第4题，选项4～6做肯定回答者，归入未来自杀可能类。

统计分析包括描述统计、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比较（t检验、卡方检验）等。

3 研究结果

3.1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检出情况

按照分类变量的统计方法，本研究中，终身自杀意念、自杀计划与自杀未遂的检出人数和检出率分别为：终身自杀意念5636人（29.3%）、自杀计划749人（3.9%）与自杀未遂278人（1.4%）。近1年内自杀意念的检出人数为3320人、检出率17.2%，自杀威胁的检出人数为2362人、检出率12.3%，自杀可能的检出人数为408人、检出率2.2%。按照量表作者Osman的标准[8]，以量表总分7分及以上为自杀风险的临界值，得到总体自杀风险的检出人数2580人、检出率为13.4%。如表1所示。

表 1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检出情况

Table 1 Suicidal behavior screening result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epidemic situation (n=19223)

3.2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的性别差异比较

按照连续变量的计分方法，分别计算终身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最近1年的自杀意念、终身自杀威胁、未来自杀可能以及量表总分，利用其平均数进行t检验。结果表明，终身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近期自杀意念、终身自杀威胁、未来自杀可能、总体自杀风险的性别差异均极为显著（p<0.001），而且均是女生高于男生。如表2所示。

表 2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的性别差异比较(M±SD)

Table 2 Sex difference of suicide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epidemic situation (M±SD)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3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的年级差异比较

同样按照连续变量的计分方法，利用终身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近期自杀意念、终身自杀威胁、未来自杀可能以及量表总分的平均数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终身自杀意念、近期自杀意念、终身自杀威胁、未来自杀可能、总体自杀风险的年级差异均不显著（p>0.5）。

表 3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的年级差异比较(M±SD)

Table 3 Grade difference of suicide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epidemic situation (M±SD)

4 讨论

4.1 条目1

由第1题得到，疫情下大学生终身自杀意念的检出率为29.3%。这与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26.5%[10]接近，而比以往研究结果45.1%[9]低很多。可能的原因是与测试对象有关，以往研究的对象多是大一新生。

疫情下大学生终身自杀计划的检出率为3.9%，比以往研究结果5.9%[10]、6.8%[9]均低一些。这可能与疫情下亲人团聚，亲人之间联系和交流加强，自杀意念者因为亲情的温暖而获得了生存的意义，从而放弃了原先的自杀计划。

疫情下大学生终身自杀未遂的检出率为1.4%，也比以往研究结果（1.9%）[9]低。也可能是疫情下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增加了互相关心、照顾和行为监控，从而减少了实际的自杀行为。

4.2 条目2

疫情下大学生1年内自杀意念的检出率17.2%，而以往研究结果分别为（19.2%）[10]、（19.3%）[9]。由此可见，第1题疫情下大学生终身自杀意念的检出率比以往研究稍高，而这第2题疫情下大学生1年内自杀意念的检出率却比以往研究结果要低。这进一步说明了，大学生的自杀想法和自杀冲动在疫情下确实减少了。

4.3 条目3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威胁的检出率12.3%，这也比已有研究结果13.2%[10] 稍低。这可能也与疫情下的特殊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有关，疫情期间全国上下处于封城封国的社会环境中，无形中增加了家人之间陪伴、交流的时间和机会，但自杀者向亲人表达的自杀威胁却有所减少。可能是因为亲人之间的日常交流和陪伴，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杀者的某些需求，他们不需要通过自杀威胁这一极端方式来提出自己的需求。

4.4 条目4

疫情下大学生未来自杀可能的检出率2.2%，仍然比已有研究结果5.9%[10] 低。这也可能是疫情下回归家庭，生活在生我养我、成长长大的熟悉环境中，自杀者对现在、对自己、对未来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希望，觉得自己不再需要运用自杀这一极端方式来解决问题。

4.5 量表总分

按照量表作者Osman的标准[8]，以量表总分7分及以上为自杀风险的临界值，得到疫情下大学生总体自杀风险的检出率为13.4%，低于已有研究结果17.0%[10]。综合以上各题的讨论，可以看出，疫情期间全国上下处于封城封国的社会环境中，大学生回归家庭，生活在生我养我、成长长大的熟悉环境中，无形中增加了家人之间陪伴、交流的时间和机会，增加了相互关心、照顾和行为监控，自杀者的某些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他们因为亲情的温暖而获得了生存的意义，对现在、对自己、对未来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希望，觉得自己不再需要运用自杀这一极端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困难。

5 研究结论

5.1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减少了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减少了。疫情下大学生的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自杀威胁、自杀可能的检出率，以及总体自杀风险，都降低了。

5.2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存在性别差异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存在性别差异，差异统计性检验达到极显著性水平。无论是终身自杀意念、近期自杀意念、终身自杀威胁、未来自杀可能，还是总体自杀风险，均存在极为显著的性别差异，而且都是女生多于男生。

5.3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不存在年级差异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不存在年级差异，差异统计性检验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无论是终身自杀意念、近期自杀意念、终身自杀威胁、未来自杀可能，还是总体自杀风险，均不存在年级差异。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研究项目（编号：20171 KDY41）。

参考文献

[1] 王黎君，费立鹏，黄正京，等．中国人群自杀死亡报告准确性评估［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24（10）：889-892．

[2] 王艳之，李彦牛，杨轶．大学生的自杀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07（8）：750-751．

[3] 于情，王礼桂．大学生自杀问题研究进展［J］．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2004（4）：159-165．

[4] FOWLER J C．Suicide risk assessment in clinical pragmatic guidelines for imperfect assessments ［J］．Psychotherapy，2012，49（1）：81-90．

[5] Mclean J，Maxwell M，Platt S，et al．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or suicide and suicidal behavior：a literature review［M］．Edinburgh：the Scottish Government，2008．

[6] 李献云，费立鹏．运用深入访谈探究自杀未遂者及其亲友对自杀未遂发生原因的看法［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8，22（1）：43-50．

[7] 张平，李芳．自杀大学生父母教养行为风险性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7，38（11）：1746-1752．

[8] Osman A，Bagge C L，Gutierrez P M，et al．The Suicidal Behaviors Questionnaire-Revised（SBQ-R）：validation with clinical and nonclinical samples［J］．Assessment，2001，8（4）：443-454．

[9] Zhao J，Yang X，Xiao R，et al．Belief system，meaningfulness，and psychopathology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ity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a cross-sectional survey［J］．BMC Public Health，2012，12：668．

[10] Lew B，Osman A，Huen J M Y，et al．A comparison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on suicide-related behavior paramete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Health Psychology，2020，20：108-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