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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残酷，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事实是，青少年自杀已经成为亟需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的调查表明，2015年美国自杀人数达到44193人，成为第十大致死因素[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的报告，全球每年约有80万人自杀死亡，已经排在全部死因中第13位，在15—34岁的人群中居死因的第四位，是致伤残原因的第六位。而现在自杀已成为全世界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致死因素。这一现象，在我国的青壮年人群中更为严重，自杀分别是15—34岁女性和男性死因的第一、二位[2]。甚至在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中小学生中，自杀现象也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3］。可见，青少年自杀不仅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有关中学生的自杀行为的研究，大多是从流行病学调查入手，从家庭因素[4]、孤独、焦虑、心理压力[5]、人际交往不良、社会适应性差[6]、应激事件[7]等方面着手，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以问卷调查为主，对研究对象进行横断面的信息采集，不能深入地进行分析，少数以个案分析的文献，基本上是以精神分析取向，探讨青少年自杀的深层原因[8]，缺乏相应的实证性材料支撑。本文以新疆两例中职学生自杀案例为分析对象，重点从依恋理论的角度剖析青少年自杀的深层原因。

1 案例概况

案例一发生在2012年8月，正值学校暑假期间，就读于新疆喀什某中职学校男生小A，在家喝农药自杀，年仅17岁。直到第二天早晨，父母才发现小A已经死亡。该生是维吾尔族，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贫困家庭，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还有三个姐妹。自小性格内向，不合群。自杀之前的一段时间父母关系一直不好，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在孩子眼前父亲经常打母亲，孩子难过，情绪很不稳定。

案例二发生在2016年11月的某个周末，某中职学校在读的一名男生，小B，在校外爬电线铁塔，触电自杀，时年17岁。男生国庆回家的时候自己打工挣钱，他居然很高兴就花300元购买一部手机使用，不过还没过一个月那部手机因男生从口袋里拿出来的瞬间就不小心被摔坏了。他心里很紧张，还怕父亲责骂他，甚至打伤他，他想起离开家返校之前父亲的嘱咐就很害怕。最终决定周末到校外工地打工挣钱。偷偷地出去，没找到打工地方，就触电自杀了。小B也是出生在一个维吾尔族贫困家庭，有个姐姐，已经成家。但在学校成绩较差，且不合群，人际关系较差。家庭成员间关系比较恶劣，父亲有严重的家暴行为。

2 两例个案中的依恋关系

上述两例个案，尽管发生在几年前，时间跨度不一样，其实是两起孤立的个案。但两起事件给学校老师和学生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而看似两起孤立的自杀案例，却有一些共同的深层原因。作为参与处理这两起自杀事件的当事人，深感青少年的自杀与他们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的经历密切相关。有研究者甚至认为自杀是一种依恋损伤的结果（Suicide as an Attachment Injury）[9]。本文从依恋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深入分析这两位中职学生的成长历程，以期能揭开自杀的深层心理。这对于预防青春期学生自杀，保持学生的心理健康，构建起平安校园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Bowlby的依恋理论[10]认为依恋是一种持久的感情纽带，以向某个特定的对象（通常是最初的抚养者）寻求和保持亲近的趋势为特征，尤其是在压力之下时。依恋作为一种目标修正的行为系统，具有生物学功能。早期的依恋理论主要关注母子之间的情感关系对孩子的影响，后来研究也发现，成年人的个体和亲密对象之间的浪漫关系，也类似于早期母子之间存在的依恋关系：成人在亲密关系中也会出现接近维持、分离焦虑，以及将对方作为安全庇护所，以及自由探索的安全基地等依恋行为模式；成人同他人获得亲密关系也需要经历类似婴儿依恋形成的几个发展阶段。从生物和文化的进化角度来看，婴儿依恋和成人依恋也有若干相似和联系。而且，随着个体的发展和成熟，其依恋对象也在迁移，友伴和爱侣逐渐取代了父母。社会人格心理学取向的学者将Ainsworth的依恋分类标准移植到成人阶段，演变为由“回避—焦虑”两个维度划分出的4种类型：安全型（低焦虑和低回避维度）、焦虑型（高焦虑和低回避维度）、拒绝回避型（低焦虑和高回避维度）和恐惧回避型（高焦虑和高回避维度）。

安全依恋类型的成人在早期所经历的照护反应可能是一致的（对自己和他人持积极、正性观点），照顾者会对其给与敏感的回应，使其可以依靠他人获得满足。不安全依恋类型的形成，与早期经历到的不一致的照护反应有关，无法形成对自己和他人的积极的、正性的观点。在这两起个案中，小A和小B 同样都是家里唯一的儿子，这在有着深厚的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新疆喀什来说，两位男孩在早期经历中，都有过被溺爱的经历，尤其是母亲和姐妹对他们的溺爱。小A的姐姐和妹妹也都对他很好，小B的姐姐也很宠爱他。但是，这两个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父母关系都一直不好，主要都表现在父亲对母亲和家庭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且父亲在家庭里都具有家暴行为。这种原生家庭的恶劣氛围，让两位男孩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难以形成安全型的依恋。

根据依恋理论，在青春期，个体的依恋会表现出和婴儿、孩童期不一样的特点。不仅是父母亲，还有兄弟姐妹、老师、朋友都可能成为个体的依恋对象。而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个体在青春期处在同一性对同一性混乱阶段，因此此时的依恋对象也可以理解为，当个体在寻找自我同一性的过程中，遇到挫折或困境的时候，个体倾向于分享或寻求帮助的人[11]。很明显，小A和小B在整个青春期中，依恋关系都处在异常状态，甚至大多数时候并没有稳定的依恋对象。

在这两起案例中，由于家境一般的父母对于他的关心，只能是满足他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因为孩子众多，小A并不能得到实质性的关心和爱护，而且小A本身性格内向，不喜交往，平时在教室里喜欢坐在最后一排，从不向老师和同学说起家里贫困的情况，回避现实，不敢面对自身的困难，因此同学们只是知道他不合群，并不知道他的困境，人际交往几乎没有，因而小A无法构建起良好的依恋关系。

小B的家境也比较贫寒，父母没有固定收入，父亲还把好不容易打工挣来的钱，花在乱七八糟的事情上，而且是个十足的酒鬼。即使在小B自杀的当晚，他仍然是醉卧不起，只能是他妈妈和几个亲戚来到现场处理事情。同时，小B的大部分同学均来自贫穷家庭，也无法实质性地关怀他。另外，小B有强烈的自卑感，同样不喜欢说话，在班里学习表现不太好，而且学习成绩不太理想，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这些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叠加起来，使得小B也没能形成良好的依恋关系。学院领导去小B家慰问的时候，看到他家房屋前有一颗又大又高的白杨树，树梢上绑着一个红旗，他妈妈说是在出事前一个月前，小B特意爬上去系上的，小B告诉妈妈，“我每次想念你的时候，就会在远处，高高的地方，看到这个红巾”。结果，小B正是攀上了学院外面的一个高高的铁塔上，爬到最顶峰之后触电而亡，警方判定是自杀。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小B的自杀，应该是他处于特别痛苦之际，伤心的时候想到母亲，想看一眼自家白杨树上的红旗。

虽然对依恋的研究始于婴儿，但依恋关系的形成和维系是个体一生都要进行的，并随着年岁的增长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由于资料有限，我们并无法清楚地知晓小A和小B在婴儿期和童年时期的依恋状态，但至少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尤其是在校期间）的依恋是不稳定的、存在缺陷的。小A是初恋失败，在自杀前一天收到女朋友暗示分手的短信，而小B则是暗恋班上的女生，一直不敢向对方表白。其实，这两个男孩外表俊朗，标准身材，是那种很受女孩子喜欢的外貌特征。他们对感情很投入，也千方百计地去“讨好”女生，但因为性格方面的原因，在处理初恋问题方面都非常极端，这也反映出亲密关系中承诺和投入程度越高，失恋后通常会倍感抑郁，而导致自杀意念或行为的基本应对模式[12]。

3 两例个案中的成人依恋：消极的自我与他人模型

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s）是依恋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根据Bowlby的依恋理论，在早期亲子互动过程中，所有的个体都会发展出有关自我和他人的内在的心理表征。内部工作模型包括互补的两部分：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自我模型即有关“自己是否是能够引起依恋对象做出有效反应的人”的表征；他人模型则是关于“依恋对象在自己需要支持和保护时是否会是及时做出反应的人”的表征。内部工作模型不仅包括一系列表征不同依恋对象的子模型，而且包括由此抽象得到的具有普遍性的概括模型[10]。研究显示，多数个体在针对不同的具体关系报告了两种或多种依恋风格之后，仍能报告出一种普遍的依恋风格。工作模型一旦形成，在个体遇到新关系或关系发生变化时，将通过同化和顺应过程继续发展和演化。一方面，内部工作模型高度抗拒变化，更倾向于将与已有模型一致的信息同化进入工作模型，甚至不惜以扭曲它们为代价来保持内部工作模型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内部工作模型又不是严密的表征系统，也会根据现实环境和人际情境自行调节，在已有模型不一致的信息无法被忽略或排除时，内部工作模型将得到修正，反映出一定的适应性［13］。

从这两例个案中，小A和小B在青春期缺乏稳定的依恋关系，一方面为找寻自我同一性而苦恼，另一方面无法得到有力的支持，这对他们依恋的心理表征形成有非常不利的影响。而且，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遭受到了许多的负性应激生活事件（见表1），由此而衍生出的自卑，终于让他们产生了消极的自我模型；又由于缺乏人际沟通技巧，和同学的关系也不佳，无法在朋友中找到社会支持，这使得他们产生了消极的他人模型。而这样的心理表征模型进一步指导他们对环境中信息的加工和解释，从而引导他们走上极端的自杀行为的道路上去[10]。

自我工作模型的关注点集中在对自我价值的判断、自我概念的平衡整合以及自我的稳定性3方面。小A和小B同时兼有高自尊和高自卑的特点，对自我价值的判断呈现不一致。家境贫寒、同学嘲笑使其对自我价值评价偏低。在自我概念的平衡整合方面，小A和小B的“理想的自我”“应该的自我”和“现实自我”差距较大，自我图式分化但缺乏整合。而在自我稳定性方面，他们的自我观不稳定，容易因情境反馈信息改变对自己的评价。从小A和小B的情况来看，他们都是来自于喀什周边的乡村，坐车需要3～5个小时左右，而在乡村的小学，学生们彼此之间的家庭贫富差异不大，而到了中职学校之后，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就比较大了，而且，在乡村学校优秀的学生，来到喀什后，可能就没有那种优越感了，因此，这些现实的差距给他们带来了无形的负担。而对于中职学校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来说，正值青春期，互相攀比是必不可少的，这也给小A和小B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稳定的自我工作模型使他们无法实现内心的自洽和有效的自我调节，极易因外界的评价或事件而改变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做出有偏差的判断。

表1 两例自杀中职学生所遭受的负性生活事件

Table 1 Negative life events experiences suffered by two suicide adolescent students

在他人工作模型方面，高焦虑个体对他人往往有较强的敌意，表现出冲动性策略，只需要很少的证据就对其他人做出消极或积极的判断。从已有的信息来看，小A自杀前的晚上跟女朋友联系，但女友给他发送短信，说了一些令人沮丧的话，诸如“以后再不要跟我联系”等等；而小B特别敏感，爸爸在不经意间说起的一句话，让他害怕到自杀的地步。而且小B着装也很不整齐，经常穿好心人送给他的衣服，骨瘦如柴的他还穿40多岁男人穿的西装之类的衣服。这让小B一直极度自卑。

这样的成人依恋类型和心理表征模型，无疑让他们的心理健康极度恶化，深陷于怀疑自我和怀疑他人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而在这种适应不良的图式下（Maladaptive Schemas），对他们不利的刺激，哪怕只有一点点，都会被他们放大许多倍[14]。不幸的是，这样的刺激，刚好发生了，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4 两例个案中的依恋类型与其对情绪调节的影响

不同依恋类型的个体不仅在“内部工作模型”表征上存在差异，在情绪调节上也有策略应用的不同。“寻求亲近”是人类在依恋关系中情绪调节的基本依恋策略。在情绪压力中的个体倾向于寻求依恋对象（或依恋对象的表征）并与之维持亲近，可以获得安全依恋对象（或表征）的安全型个体将表现出“安全基地”策略。无法获得安全依恋对象的个体退而采取“次级依恋策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判断”亲密寻求“调节情绪的可行性。如果不放弃”亲密寻求“，会导致”过度激活策略“，试图通过纠缠、控制一类行为重新获得对方的关注和支持，然而，这一策略对其所处的非安全依恋状态很可能产生一种自我放大作用，使其在心理结构上混乱和无法分化；另一方面，如果认为”亲密寻求“不可行，将导致”去激活”策略，为避免再次受到伤害，个体不再尝试接近依恋对象，而是抑制依恋系统，寻求在情感、认知和生理上远离他人[15]。

安全型依恋个体的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较低，这会降低其对他人的抵触心理，促使与他人的交流，形成完善的人际关系网络，并利用其中良好的社会支持作用。社会支持可以提供物质或信息上的帮助，增加人们的喜悦感、归属感，提高自尊、自信心，同时在人们面临应激性的生活事件时阻止或缓解应激反应，从而增加正性情绪并抑制负性情绪。小A和小B的自我模型和他人工作模型使其对他人具有抵触心理，阻碍了与他人的交流，难以形成完善的人际网络，不能有效地利用社会支持平衡自己的情感。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是家庭、老师和同学。在学校他们和同学的关系一般，没有特别好的朋友。而家庭无法有效地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不同依恋类型个体在调节有关冲突引发的愤怒情绪时，也有很大差异。安全型对愤怒情绪加以控制，愤怒中包含乐观、希望和自我效能的信念，理性分析事件，积极寻求有效解决方式，表现为有效愤怒[17]。相比之下，焦虑型个体对愤怒的表达无法抑制，无法逃避愤怒情绪的纠缠，导致行为退缩，而产生极端的行为。研究表明，尤其是依恋回避得分比较高的青少年，自杀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安全型依恋的被试[16]。不幸的是，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小A和小B极有可能是回避型依恋类型，采用的正是这种极端的自杀行为。

5 两例个案中“安全基地”的缺失

在依恋理论中，“安全基地”这个概念受到重视，指的是婴儿把依恋对象（一般是照顾者——母亲）当作“安全基地”，即值得依赖和托付自身的对象。良好的“安全基地”在很大程度上为婴儿提供了足够的支持、游戏和亲和行为的空间。事实上，不仅在婴儿阶段，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人们都需要一个可以信赖和能够提供支持的“安全基地”，帮助自己渡过苦难和焦虑。在小时候，这个“安全基地”主要是自己的照顾者——母亲和父亲，成人以后可能是自己的伴侣、家人和朋友们等。

其实，一个心理健康的子女是需要疼爱、悦纳和安全感的。不安全感容易引起焦虑和紧张情绪，使一个人从儿童时代起就产生精神上的困扰，潜伏下心理疾患的症结。为人父母者，给予子女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和持续不变的，决不能撤销对子女的爱[17]。可惜，小A和小B的家庭没有给他们这种安全感。小A的母亲忙于满足孩子们的最基本物质需求，父亲虽然农闲时可以做些手工活，做些鞋子和靴子补贴家用，但他的精力要么是帮助处理婆媳关系，要么忙着外遇的事情，几乎没时间给孩子提供有质量的爱。而小B的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忙于田里的重活，家务繁忙，一有时间就会到别人田里帮忙，挣钱养家，可悲的是，母亲挣来的汗血钱还被父亲拿去买酒喝。而在孩子的眼里，父亲是个酒鬼，也是个魔鬼，家里孩子们都很害怕他。因此，这两个家庭，都不能给孩子们提供“探索外部世界的安全基地”。而这种“安全基地”的缺失，使他们倍感孤独，“孤独的人有冷漠的、缺少关爱的父母。孤独与低自尊有关”[18]。这种孤独又会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

他们小时候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足够的关爱和照顾，而长大后又难以从家庭那里找到足够的物质支持和心理安慰，这使得他们失去了最应该形成的“安全基地”。同时，他们又未能从学校和社会获得可以替代的“安全基地”——比如值得信任和依赖的朋友或者恋人。这样，他们生命中的必需品——“安全基地”，便处于真空状态。

当然，“安全基地”的建立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但是，在现实中小A和小B并不乐意分享自己，而是压抑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单方面地认为世界和别人对自己很残酷。根据认知疗法理论，不是早期经历本身决定了我们现在的情绪和行为，而是对早期经历及其影响所持有的看法决定了它。面对贫困，一些中职学生并没有像小A和小B那样消极无助，而是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措施，对自己的状况进行重新解释和评价，而不是逃避现实。在这一点上，小A和小B无疑是失策的，他们没有努力去建设自身的“安全基地”。从心理学的依恋视角分析，小A和小B以及周围的人需努力去做的正是找回“安全基地”！

6 反思与结语

依恋作为个体毕生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深刻影响着个体在广泛的人际关系内的适应性，以及个体功能的发挥。依恋内部活动模型作为一种内在心理表征体系，源于早期依恋经验，其建立起的工作模型的核心属性基本保持稳定，并且对个体毕生发展和适应有重要影响：儿童期的依恋经验可以迁移到青少年期乃至成人期的依恋关系中，并且影响个体的一般人际风格，进而对个体毕生的身心与社会适应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本文从依恋理论的这些重要概念出发，对两例前几年发生在新疆某职校的中职生自杀个案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成长经历中的负性生活事件、个体的内部活动模型，以及安全感的缺失导致的这两起悲剧的深层次原因。为预防和干预类似的悲剧发生，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思路。

从2011年开始，新疆进入“脱贫攻坚阶段”，扶贫内容也更加精准，提出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科教文卫体以及生态建设、社会保障等全方位的具体发展目标和内容[19]。同时，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过程中，做到了扶贫与扶智相结合。职业教育受到空前重视，这是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人才，是贫困人口通过对实践技能的学习，提升自身工作能力的主要途径[20]。在援助新疆的政策支助下，2010年起新疆各中职学校的学生有“三免一助”政策，（免学费，免住宿费，免教材费，每月生活补助200元），且学生在校期间的吃穿用住等条件都已经得到巨大的改善，另外，中职学生就业率很高，学生不愁吃不愁穿，更不愁就业，在新疆的职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扶贫攻坚政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心理支持系统，也逐步建立起来了，在学校安排维吾尔族教师与学生们同住，及时给学生们提供更多心理慰藉，也逐步在学校设立了心理咨询室，配备了心理老师，并且开设了心理健康课程，这些政策的实施给学生们提供了坚实的安全感。此外，随着中职学生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大幅度改善之外，对学生们的心理健康工作也日益受到重视，相信随着各级政府对心理健康工作的落实，把学校建设成为每一个学生的“安全基地”，构建起社会—学校—家庭的学生心理防护网，一定能够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让每一位民族学生都能找到自己人生的坐标，成为志向远大、坚定信念的新时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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