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Journal Platform

1 引言

信任是人际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团队成员间合作的基础和前提。研究表明，提高人际信任，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沟通，有利于人们的协作，增强组织凝聚力，提高工作效率，合理配置资源，从而降低组织运行和管理成本[1]。信任可以分为作为心理状态的信任和作为行为的信任[2]。作为心理状态的信任是指“个体认为他人或团体的言辞、诺言和书面陈述等通常都是可以相信的倾向”[3]，是对他人普遍意义上的信任感[4]，常常用问卷来测量。作为行为的信任则是指在缺乏承诺约束的情况下，信任方愿意使自己处于利益可能受伤害的状态，自愿地将自己的所有物交给被信任方，同时希望被信任方能够回报的行为［5］，而不考虑自己是否有能力监控被信任方[4]，常常采用信任博弈（Trust Game）任务来测量，如囚徒困境博弈、投资博弈、礼物交换博弈、最后通牒博弈等[6]。

当前，我国社会污名问题日益凸显，各种污名现象层出不穷，疾病污名、身份污名、性别污名、行业污名、种族污名、地域污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危害被污名个体或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恶化了人际关系，同时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7]。污名（Stigma）是一种标志或标签，表明被标记者具有不受社会欢迎的负面属性，会导致其个人价值受损，社会身份被贬抑，其本质就是对被污名者的消极态
度[8]。污名化过程中包含被污名群体（Stigamatized Group）和施加污名者（Stigmatizer）[9]。一般来说，被污名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属于弱势群体，而施加污名者往往属于强势群体。已有研究发现，人们对非985、211高校的大学生存在工作能力污名，认为他们工作能力差，而认为985、211高校的大学生工作能力强［10，11］。现实生活中，一个工作团队的成员往往毕业于不同的院校，有985、211高校的学生，也会有非985、211高校的学生。这样一个团队中，被污名群体（非985、211高校的学生）对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985、211高校的学生）的信任如何呢？这就是本研究想要探讨的问题。本研究将以非985、211高校的大学生为被污名群体，以工作能力污名为切入点，探讨被污名群体对内、外群体成员的信任。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从某所非985、211高校随机招募大学生共166人参与本实验。其中男生80人，女生86人，年龄在19～2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2.4岁。所有被试被随机分成4组，接受4种实验处理，每个实验处理均为42人。

2.2 实验材料

2.2.1 启动材料

考虑到污名由刻板印象、偏见、歧视三方面内容组成[12]，污名信息启动材料也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设计。具体而言，污名信息启动材料为研究者编撰的一篇有关第一学历歧视的文字新闻，其大意为：非985、211高校的学生在企业眼中属于专业技能差、综合素质低下的代名词（负性刻板印象和偏见）。与985、211高校的学生相比，非985、211高校的学生在求职面试、薪水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歧视）。中性信息启动材料为一段介绍智能手机改变人们生活的说明性文字。两段文字材料字数相当，无生僻字，叙述简单明了，易于理解。

2.2.2 信任行为实验材料

采用目前信任研究应用最多的投资博弈[13]。该信任博弈的基本程序是：信任者（Trustor）拥有一定数额的金钱S，他要把其中一部分金钱Y投资给受信者（Trustee），这部分金钱在受信者手中会翻3倍。作为回报，受信者会回报一部分金钱X给信任者。信任者与受信者素不相识，以后也不会碰面，在整个游戏过程中既不能见面也不能交流协商，因此信任者并不知道受信者到底会回报多少钱给自己。信任者投资的数额Y反映了他对受信者的信任程度[14]。本实验中，我们将信任者拥有的金钱设定为10元，要求信任者投资的数额为整数。

2.3 实验过程

2.3.1 初测信任行为水平

为了了解被试信任行为的基线水平，正式实验前一个月，组织被试以10～12人一组的方式进行经典的投资信任游戏。在该投资游戏中，其信任对象为陌生人。信任行为实验采用纸笔测验的方式进行。向被试发放印有信任投资游戏的测试纸，要求被试根据游戏规则做出投资决定。为了让被试能真正理解游戏规则，在被试做出投资决定之前，主试向被试详细介绍游戏规则，并带领所有被试一起进行3次简单的投资游戏。

2.3.2 被试分组

初测信任行为水平之后，根据被试投资的金额，将每种投资金额（或相近投资金额）的被试随机分成4组。

2.3.3 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采用2*2被试间实验设计。自变量1为启动类型（污名信息启动、中性信息启动）；自变量2为信任对象（内群体成员、外群体成员）。因变量为被试的信任行为，以被试在后测信任行为实验中投资给信任对象的金额作为指标。

先进行污名/中性信息启动，紧接着进行信任行为后测实验。

污名/中性信息启动的实验程序如下：在电脑屏幕上以幻灯片的形式呈现启动材料，要求被试阅读该文字材料。为了让被试能够认真仔细地阅读材料，告知被试这是一个有关记忆力和阅读理解力方面的测试，整个实验的最后环节是回答有关该材料的几个问题。

信任行为后测实验过程与初测时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信任对象不再是陌生人，而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为信任对象为内群体成员（本实验中为“成都大学的小李”），另一种情况为信任对象为外群体成员（本实验中为“四川大学的小李”）。

信任行为后测实验结束后，对被试进行简单的访谈。询问的问题有“你愿意跟985、211高校的学生（外群体成员组）/非985、211高校的学生（内群体成员组）一起工作吗？为什么？”。

3 结果

4个实验处理组被试的初测和后测信任水平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4个实验处理组被试初测及后测的信任水平

Table 1 Trust level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首先对4个实验处理组被试的初测投资金额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4个实验组被试在初测投资金额上没有显著差异（F（3，164）=0.092，p=0.965>0.05）。这一结果说明4个实验处理组在初测信任水平上为等组。

对4个实验处理组被试的后测投资金额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投资对象主效应显著（F（1，164）=7.964，p=0.005<0.001），启动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164）=0.754，p=0.386>0.05），两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F（1，164）=9.236，p=0.003<0.01）。进一步对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检验，结果发现：污名信息启动组被试投资给内群体成员的金额显著高于投资给外群体成员的金额
（F（1，41）=4.193，p=0.000<0.001），中性信息启动组被试投资给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的金额没有显著差
异（F（1，41）=0.152，p=0.880>0.05）。

分别对4个实验处理组被试的前测投资金额和后测投资金额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污名信息启动+内群体组被试的后测投资金额显著高于前测投资金额（t（41）=3.038，p=0.004<0.01）；污名信息启动+外群体组被试的后测投资金额低于前测投资金额（t（41）=1.878，p=0.067>0.05），接近显著性水平；中性信息启动组+内群体组与中性信息启动组+外群体组被试的后测投资金额与前测投资金额均无显著性差异（t（41）=0.377，p=0.708>0.05；t（41）=0.347，p=0.730>0.05）。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4个实验处理组被试在前测中投资给陌生人的金额在6元左右，说明在与陌生人进行信任博弈时，被试具有中等程度的信任。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类似［15，16］。

本研究发现，在污名信息启动条件下，被试投资给内群体成员的金额显著高于投资给外群体成员的金额，投资给内群体成员的金额显著高于前测中投资给陌生人的金额，投资给外群体成员的金额低于前测中投资给陌生人的金额。综合以上结果说明，污名信息启动后，被污名群体对内群体成员的信任高于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且被污名群体对内群体成员的信任有上升趋势，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有下降趋势。对于被污名群体而言，污名信息让其被污名的身份凸显出来。有关群际信任（Intergroup Trust）的研究发现，当群体成员身份凸显时，与外群体成员相比，群体成员更加倾向于信任内群体成员[17]。此外，污名信息也让被污名群体意识到社会公众对自己的负性刻板印象和偏见，知觉到自己被歧视的事实，感受到强势群体对自己造成的威胁即群际威胁（Intergroup Threat）[18]。研究发现，群际威胁会导致弱势群体的内群体偏向行为[19]，对强势外群体的消极态度（如外群体厌恶[20]、偏见和刻板印象［21，22］等）和消极行为（如攻击、敌意、报复、冲突等）［23，24］。因此，污名信息启动组被试自然倾向于更信任内群体成员，对内群体成员的信任上升了，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下降了。在实验后的访谈中，污名信息启动+内群体成员组大部分被试表示愿意与非985、211高校的学生一起工作。他们认为，与非985、211高校的学生一起工作，彼此地位平等，不会有歧视，相处起来肯定会容易一些。但是污名信息启动+外群体成员组大部分被试表示不愿意与985、211高校的学生一起工作。他们认为，如果与985、211高校的学生一起工作，肯定会被歧视，与其如此，不如敬而远之。甚至有被试在访谈中说道“我不相信他们（985、211高校的学生）”“他们看不起我们（985、211高校的学生），我还看不起他们呢！”“与他们（985、211高校的学生）在一起工作，肯定会被边缘化。算了，还是不要去受气了。”此外，威胁管理理论（threat management theory，TMT）认为，当人们感知到来自于外群体的威胁时，出于资源竞争和自我保护的动机会导致群际冲突（Intergroup Conflict）的产生[25]。根据这一理论可以预见，在一个工作团队中，一旦被污名群体与强势外群体之间的关系没有协调好，极有可能产生群际冲突，这将非常不利于团队工作的开展。

本研究发现，中性信息启动条件下，被试投资给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的金额没有显著差异，投资给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的金额与前测中投资给陌生人的金额也没有显著差异。综合以上结果说明，中性信息启动后，被污名群体对内群体成员、外群体成员及陌生人具有同等程度的信任。中性信息并没有带给被污名群体任何有关偏见、歧视、威胁的信息，没有让被试被污名的身份凸显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他们而言并不存在外群体和内群体的区分，实验中所谓外群体成员、内群体成员与陌生人并无差别，因此他们投资给外群体成员、内群体成员及陌生人的金额也就没有显著差异。在实验后的访谈中，中性信息启动+内群体成员组大部分被试表示愿意与非985、211高校的学生一起工作，中性信息启动+外群体成员组大部分被试也表示愿意与985、211高校的学生一起工作。有趣的是，有被试非常敏感地说道“为什么要专门提985、211高校呢？有什么猫腻吗？”“为什么不愿意与他们（985、211高校的学生）一起工作呢？难道他们有什么不同吗？会歧视我们吗？”“哦，原来我们与他们（985、211高校的学生）是不一样的呀！他们比我们厉害一些吗？”。由此可见，虽然中性信息没有带给被试任何的偏见、歧视、威胁的信息，但是访谈中的问题却让敏感的被试意识到了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区分，似乎无形之中起到了一定的污名启动效应。

本研究探讨了被污名群体在污名信息启动条件下对内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结果发现，对于被污名群体而言，一旦意识到自己被污名的事实，他们对内群体成员的信任会上升，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会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工作团队的成员往往具有不同的学历背景、身份背景、性别背景、地域背景等，污名的存在会对团队工作的开展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虽然对内群体成员的信任上升有利于被污名群体间的合作，但是也容易形成一些不良的小团体。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下降可能会导致彼此之间产生怀疑、猜忌、不信任、不合作等，甚至可能会产生群际冲突，这也将严重阻碍团队工作的开展。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针对这一现象进行干预，增进被污名群体对外群体的信任。此外，本研究仅从被污名群体的角度探讨了其在污名信息启动条件下对内外群体的信任，以后的研究可以从施加污名者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对被污名群体的信任。

参考文献

[1] 郑伯壎．企业组织中上下属的信任关系［J］．社会学研究，1999（2）：22-35．

[2] Koenig M A，Harris P L．Preschoolers mistrust ignorant and inaccurate speakers［J］．Child Development，2005，76（6）：1261-1277．

[3] Rotter J B．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J］．Journal of Personality，1967，35（4）： 651-665．

[4] Mayer R C，Davis J H，Schoorman F D．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3）：709-734．

[5] Fehr E．On the economics and biology of trust［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9，7（2/3）：235-266．

[6] 辛自强，高芳芳，张梅．人际—群际信任的差异：测量与影响因素［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2（1）：76-82．

[7] 管健．污名研究：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互视角分析［J］．江淮论坛，2007（5）：110-115．

[8] Yang L H，Kleinman A，Bruce G，et al．Culture and stigma：Adding moral experience to stigma theory［J］．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2007，64（7）：1524-1535．

[9] 管健．污名的概念发展与多维度模型建构［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126-134．

[10] 沈潘艳，辛勇，兰继军．大学生对普通高校求职者工作能力的内隐污名：来自SEB的证据［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24（3）：395-401．

[11] 沈潘艳，翟瑞．求职者工作能力外显和内隐名校刻板印象［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9（6）：1-5．

[12] 杨柳，刘力．污名应对研究：发展脉络、理论取向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2008，16（5）：815-825．

[13] Berg J E，Dickhaut J，Mc Cabe K．Trust，reciprocity，and social history［J］．Game and Economic Behavior，1995，10（1）：122-142．

[14] 陈欣，叶浩生．行为博弈视野下信任研究的回顾［J］．心理科学，2009（32）：636-639．

[15] Johnson N D，Mislin A A．Trust games：A meta-analysis［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011，32（5）：865-889．

[16] Camerer C F．Behavioral game theory：Experiments in strategic interaction［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17] 程淑华，李欣，韩毅初．群际接触对外群体信任的影响：内群体认同的中介效应［J］．心理学探新，2017，37（1）：54-58．

[18] 张婍，冯江平，王二平．群际威胁的分类及其对群体偏见的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2009，17（5）：472-480．

[19] Leach C W，Spears R，Branscombe N R，et al．Malicious pleasure：Schadenfreude at the suffering of another group［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3，84（5）：932-943．

[20] 张建玲，赵玉芳．群际威胁与对内群体和外群体支持决策的关系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34（4）：152-156．

[21] Riek B M，Mania E W，Gaertner S L，et al．Does a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reduce intergroup threat［J］．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2010，13（4）：403-423．

[22] Schlueter E，Scheepers P．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group size and anti-outgroup attitudes：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empirical test of group threat and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J］．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10，39（2）：285-295．

[23] Stephan W G，Ybarra O，Morrison K R．Intergroup threat theory［M］// T D Nelson．Handbook of prejudice，stereotyping，and discrimination．New York：Psychology Press，2009：43-59．

[24] Yuki M，Yokota K．The primal warrior：Outgroup threat priming enhances intergroup discrimination in men but not women［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9，45（1）：271-274．

[25] Niesta D，Fritsche I，Jonas E．Mortality salience and its effects on peace processes：A review［J］．Social Psychology，2008，39（1）：4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