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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除了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人数激增，正常个体的自恋水平也在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引发了诸如攻击性、暴力及人际关系障碍等一系列问题，得到了社会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关于“自恋”一词，起源于罗马诗人奥维德所描绘的古希腊神话故事，那耳喀索斯（Narcissus）是一位英俊的少年，因在池水中看到自己脸而爱上自己的倒影，而后在他殒命之处长出水仙花（Narcissus），因此后人便将自爱成疾比喻成“自恋症”或“水仙花症”。早在心理学研究中，自恋与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精神病态（Psychopathy）被并称为“暗黑三人格”（Dark Triad），其中自恋的“暗黑性”主要表现为对他人批评的不满、利用他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夸大自己的成就和才能、对他人充满傲慢与偏见、无视他人的感受和利益等人际关系障碍［1］，被研究者反复证实与攻击性等反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2］。研究者还发现，由自恋特质引发的人际适应问题则主要体现个体共情反应能力的缺失上［3］。

有关共情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哲学思想的开端”，在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领域也已经得到了丰富而深刻的探讨，它指的是个体识别和感受自我和他人情绪，区分自我和他人间的差异，分享自己的情绪及尊重他人情绪的能力［4］，是促进个体进行良好社会互动、建立稳定人际关系的关键变量。以往研究证明，共情反应能力的缺失会严重影响个体人际交往的质量，甚至会引发个体做出反社会等不良行为。研究发现自恋个体在情感共情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人们通常会高估自己的共情能力，然而个体的共情反应能力往往低于非自恋个体［5］。最近的一项元分析结果表明，自恋特质与个体的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反应能力均呈显著负相关［6］。由此可知，自恋特质和共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联，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员发现自恋特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特征，其结构呈现多样化，因而对共情的影响机制也十分复杂，需要得到研究者的深入分析。因此，本文将通过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实现以下三个研究目标：第一，分析自恋及共情的基本概念及理论框架；第二，综述自恋与共情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第三，依据当前的研究现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2 自恋的起源、结构与测量

2.1 自恋的起源

关于“水仙花”的神话故事早在文学、艺术和精神动力学等方面就已经得到了反复论述，逐渐形成了关于“自恋”的现代化定义，换句话说，自恋是个人通过调节和处理“自我”“情感”和“场”的组合来保持积极自我形象的能力，它是个体自我确认和肯定的基础，也是个体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从社会环境中寻求自我提升经验的动机［7］。然而，自恋究竟起源于什么？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观点。社会学习理论认为［8］，当父母过高地评价儿童，常常夸奖他们比其他的孩子更特殊且更具有天赋，那么该儿童可能会成长为高自恋的个体。因为当父母过高地评价他们时，儿童可能会逐渐内化这些评价，产生一种信念，即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个体，有权享有特殊待遇。而精神分析理论则认为［9］，当儿童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温暖时，他们长大后很可能由于补偿心理的作用而表现出自恋特性，也就是他们总是试图通过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以便从别人那里获得他们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认可和温暖。这两种理论都得到了以往研究的初步支持，如一项横断研究表明，成年自恋者比非自恋者更容易记住他们的父母在童年时期对他们的过度重视和缺乏温暖的行为［10］。然而，这些研究通常依赖于成人早期社会化经验的回溯报告，科学依据不足，结果也比较混乱。

最近的一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关于自恋起源的前瞻性纵向证据，并比较验证了以上两种理论观点，研究结果支持上述的社会学习理论，并与精神分析理论相矛盾，即父母过高的评价导致自恋，而不是因为缺乏父母的温暖［11］。另一项纵向研究发现了父母过度赞扬孩子从而导致自恋的作用机制，即研究者将赞扬划分为夸张性赞扬（如“你表现得非常好”）和一般性赞扬（如“你表现得很好”）两种类型。结果发现，在夸张性赞扬条件下，孩子的自尊水平更高，从而更容易表现出自恋［12］。还有研究证明父母双方评价的一致性情况也会影响儿童自恋的产生与发展，即不一致的反馈（如一方赞扬，而另一方批评）往往会导致儿童内心矛盾的急剧增加，从而儿童会通过提升自身的自恋水平来缓解紧张和焦虑［13］。除此以外，父母的过度赞扬和评价一致性与否还会产生交互作用来影响儿童未来产生自恋特质的类型，如父母的高估与一致性反馈会导致浮夸型自恋，父母的高估与不一致性反馈会导致脆弱型自恋［14］。这些结果为未来对自恋特质的具体干预提供了相应的信息帮助及理论支持，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自恋特质的结构类型和具体测量方法进行深入分析。

2.2 自恋的结构与测量

综合过去各个领域的文献，研究者将自恋划分为多种分类结构。塞迪基德斯等人（Sedikides et al.，2021）将自恋划分成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个体层面包括自大型自恋和脆弱型自恋，自大型自恋又被划分为公众型自恋和主体型自恋，主体型自恋由敌对型和仰慕型两种构成［15］。巴里等人（Barry et al.，2007）提出自恋在适应方面也可以分为适应性自恋和非适应性自恋，前者有利于个体适应社会生活，后者对个体的适应功能产生不利影响［16］。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领域，温克等人根据自恋的表现形式，将自恋划分为显性自恋和隐性自恋［17］，显性自恋者有很强的表现欲、容易沉浸在自我当中，且拥有一定攻击性；隐性自恋表现为敏感、自卑、易焦虑，存在一定人际问题［18］。以上不同类型的自恋对个体的人际过程均产生着各自独特的影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自恋的结构也在不断更新和丰富，未来研究是否可以将这些类型加以整合，形成一个整体结构，也是亟待考虑的问题之一。

关于自恋的测量，目前多采用自恋人格调查表（NPI），该量表应用广泛，信效度较高，其中使用最多的是40题版本。研究者对NPI的成分构成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因素结构模型，其中适应性和非适应性自恋的概念也是以NPI的因素结构为基础发展起来的［15］。此外，也有研究者采用单独的量表，针对自恋特质的不同类型分别进行测量，如集体型自恋通常采用五分制集体型自恋量表［19］，包括“我的团体值得特殊对待”等项目；脆弱型自恋采用高度敏感型自恋量表进行十项计分［20］，其中包括“我的感情很容易被别人的嘲笑或轻视所伤害”等项目。

3 自恋与共情

众多研究一致表明，自恋个体在人际适应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其中主要表现在共情缺陷方面，共情障碍是形成自恋型人格障碍的重要标志［21］。特伦布莱等人（Tremblay et al.，2020）认为，共情是在猜测他人内心感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能力，也是一个结构多面的概念，包含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即共情通常由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构成［22］。认知共情是指理解他人感受和状态的能力，情感共情则是指一种以准确的情绪回应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由于共情在提升适应功能和维持人际关系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因而自恋个体共情反应能力受损可能会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自恋个体的共情缺陷是构成人际交往障碍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自恋个体从事反社会行为的倾向［23］。如有研究者发现，认知共情缺陷和情感共情缺陷在年轻男性的自恋和入狱概率之间起中介作用［24］。其次，自恋个体容易不受同伴喜爱和待见等现象也可以由共情缺陷来解释［25］。如塞迪基德斯等人（Sedikides et al.，2017）的研究发现，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互动对象能够识别自恋个体的共情缺陷，从而导致同伴对个体的好感程度显著下降［26］。此外，自恋个体的共情障碍还可能影响异性伴侣之间的亲密关系，如长期对伴侣的不满、欺骗伴侣等现象［27］。总之，自恋个体在共情反应能力上的缺陷给个体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接下来将综合以往研究，具体分析自恋和共情之间研究的行为结果和神经机制，以便对二者之间复杂关系展开更深层次的了解。

3.1 行为结果

以往研究显示，总体自恋与共情反应能力存在显著负相关，自恋水平越高，人际共情水平则越低。对于临床个体而言，里特尔等人（Ritter et al.，2011）采用多维移情测试发现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的情感共情有所损失，但其认知共情没有受到影响［21］。但玛丽森等人（Marissen et al.，2012）的研究得到了不一样的结果，他们发现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的认知共情也有所损伤［27］。对于非临床个体，尔邦艾威克特等人（Urbonaviciute et al.，2017）发现浮夸型自恋与认知共情（r=-0.078，p<0.001）和情感共情（r=-0.118，p<0.001）均呈显著负相关［28］。这些结果表明，自恋个体在情绪体验和反应方面存在一致性损失，但在情绪理解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是否只是在特定领域存在缺陷。在人际宽恕领域，有研究显示，自恋个体的人际宽恕能力受到共情反应强弱的调节［29］，即共情反应越强，自恋个体的人际宽恕能力显著下降。当然，近来也有研究者发现当自恋个体被明确要求进行换位思考时也可以拥有正常的共情反应能力［30］，如塞迪基德斯和坎贝尔（Sedikides and Campbell，2017）认为加强理解和体验他人感受的动机可以改善自恋个体的共情缺陷［26］。

3.2 神经生理机制

研究表明，自恋与大脑某些脑区的结构和功能密切相关，如自恋与自我加工脑区（如内侧前额叶）和奖赏中枢（如纹状体）的联结呈显著负相关［31］。还有研究采用弥散性成像技术发现，自恋个体的前额叶白质发生改变，且右外侧前额叶皮层的病理性变化可能与临床自恋有关［32］。另外，综合有关共情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共情的核心神经网络由背侧前扣带回皮层（dACC）、前中扣带回皮层（anterior midcingulate cortex，aMCC）、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SMA）及双侧前脑岛（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组成。进一步分析发现认知共情主要在背侧aMCC得到激活，情感共情则集中在右侧前脑岛（Right Anterior Insula）激活，而左侧前脑岛（Left Anterior Insula）在两类共情中均出现激活［33］。针对自恋中共情的神经生理机制，早在之前，梵等人（Fan et al.，2011）就已经采用fMRI技术和人际反应指数量表相结合的方式探讨了自恋个体共情能力高低的神经机制，实验要求被试对呈现的面孔情感图片所产生的共情反应进行评分。结果发现，高自恋个体在共情中出现右侧前脑岛（rAI）、右背外侧前额叶皮层（rDLPFC）、右侧后扣带回皮层（rPCC）和右侧前运动皮层（rPMC）的显著激活［34］。该研究进一步对情绪或中性面孔刺激所激活的梭状回区域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右侧前脑岛与一般评价、面孔知觉或奖励无关，与自恋个体的情感共情加工有关。以上结果表明，自恋个体的共情缺陷的神经激活主要涉及前脑岛，尤其是右侧前脑岛。

4 自恋个体共情障碍干预机制探索

针对自恋个体共情障碍采取相应干预措施可以帮助自恋个体降低反社会行为倾向和改善人际互动障碍等问题。前文对自恋起源问题的详细论述可以为自恋特质的黑暗面提供一些干预方案（如对父母教养方式的训练），而如果想要对自恋个体共情障碍造成的不良后果进行干预，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呢？下文将结合以往研究对自恋中共情缺失问题探索可能的干预机制。

研究者认为，如果让自恋个体意识到自己存在共情缺陷，那么克服由共情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将变得很容易，然而这对自恋个体来说并非易事。由于自恋个体本身就拥有改善同理心的能力，但他们的内心却拒绝使用这些技能，因而通过寻找单纯提升共情能力的方法来改变自恋中的共情障碍并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例如尽管正念或冥想可以提升个体的共情能力，但对于自恋个体来说，这些技术不会改变他们的主观自恋水平，反而会降低他们的心理揣测能力，提高群体自恋水平［35］。

已有研究发现，通过激发自恋个体提升同理心的动机能起到一定效果（如要求个体采用换位思考的指令行事），还有研究认为可以通过提升自恋个体与所感知他人之间的相似性来改善人际适应问题，但这种影响只是短暂的，并不能带来持久的改变［36］。想要找到长期有效的干预手段，还需要深刻了解驱动自恋个体接受他人观点并表现出同理心的内部动机。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激发个体进行换位思考的动机，还要让自恋个体意识到进行换位思考是一种能够得到回报、且有助于个体自我提升的社会技能。例如，如果换位思考帮助个体实现了自我服务的功能，如促进职业发展或得到了他人的公开赞赏［37］，那么自恋个体会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其共情能力也会得到有效提升。因此，自恋个体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内部动机需要来调整自己对他人的情绪反应，即如果个体了解到提高同理心对自身目标有益，那么他们更有可能会表现出共情。

5 未来研究方向与展望

随着全世界范围内个体自恋程度的普遍上升，以及共情水平的急速下降，研究者和普通大众应该对自恋个体低共情所引发的负面后果给予重点关注。深刻了解自恋特质、激发和提升个体的同理心，对提高自恋个体的生活质量十分重要。但目前在该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十分完善，仍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与分析。

首先，目前对自恋特质和共情之间关系的探索比较单一，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具体来说，大部分研究集中探讨总体自恋与共情之间的作用机制，并没有单独分析不同类型的自恋对共情有什么不同影响，也没有根据不同的因素结构模型去考察自恋会对个体的共情反应能力产生什么样的差别，同样也缺乏结合近期研究去探讨自恋的整合模型对共情的影响。未来的研究有必要结合自恋的多层次结构，构建自恋特质的整合模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该模型下个体的共情反应能力如何变化，同时也有必要重点区分不同类型的自恋，如显性自恋和隐性自恋、适应性自恋和非适应性自恋等，考察不同的自恋成分是否会对共情的行为反应和神经机制产生影响。

其次，尽管已有研究结合自恋的主要特征对自恋型人格的神经生理机制进行了间接分析，但对自恋背后的生理机制和神经过程还缺乏直接的探索。此外，有关自恋个体针对他人的反馈做出的一系列反应涉及的认知机制也尚不清楚，未来可以深入考察注意过程、记忆过程或决策过程是通过何种机制参与到自恋个体的反馈过程当中去的，以及这些认知过程如何影响自恋个体的共情能力。

最后，文化和社会背景如何影响自恋个体的共情反应能力也尚待研究。通过对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阶层比较（上行比较、下行比较）的探究，是否能帮助自恋个体改善自恋的“黑暗面”，找到提升共情反应能力的途径，还需要未来研究者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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