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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母形象的心智感知及道德角色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父母形象指人们对父母形象的记忆或想象，实际包括父母的人格特质、家庭互动、还有父母地位、作用等[1]。父母双方形象是各异的，弗洛伊德认为父亲是儿童眼中的保护者、教育者和自己未来理想化的形象。吕慧超等人（2012）对父亲形象的联想词系统聚类分析表明，高阶簇依次为安全性、道德、恃强性、情感性、敢为性、开放性、克制性、成熟性，说明父亲常是“伟大”“高大”的，还具威严、严厉、坚毅等刚猛形象[1]。而母亲形象则不同，母亲比父亲在抚养子女时给予更多的情感温暖与过度保护[2]，“贤良淑德”“贤妻良母”常意味着母亲是慈爱、细腻、柔弱的端庄形象。父母的形象各异影响着人们对其的心理知觉，心智感知便是其一。

心智感知（Mind Perception）指人们将心智归于其他对象的过程[3]。区别于对他者心理状态的推理，心智感知是比心理模型（Theory of Mind）、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心理化（Mentalizing）更为基本、更早发生的感知[3]。理解对方的所思所想前，必须识别对方的心智[4]。成对道德理论（The Moral Dyad）认为我们感知其他对象的心智包括两维度：能动性（Agency）与感受性（Experience）。前者包括自我控制、判断、交流、思想、记忆、计划等能力：后者则包含感受、害怕、痛苦、快乐、意识等能力［5］，二元因素结构被大量的研究所证实[5]。心智感知非但二维，亦是补偿的（Trade Off）。人类虽是高能动性、高感受性的类别，但人与人的心智感知分配是有差的，过分关注对象的能动性会忽略对方的感受性，反之亦然。基于父母形象的描绘，父亲形象使人们更关注其能动性而忽略了感受性，即关注其计划、严谨、自我控制等特质。而母亲恰恰相反，我们更关注感受性而忽略能动性，关注柔弱、敏感、感性等特质。

除此之外，对象所被感知到的能动性与感受性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道德判断标准。高能动性会使对象易成为道德能动者（Moral Agent），指承担道德事件的责任且表现出意图的能力的个体。在涉及伤害的道德事件中，道德能动者更易被置于伤害他人一方，也需要为伤害行为负更大的责任[3]。因心智感知的缘故，在严父慈母家庭中，可进一步推断父亲形象相较母亲想象更易成道德能动者。

2 严父慈母与严母慈父的安排

父母形象的差异源自家庭分工。父母扮演不同角色，实现不同功能已是学者的共识[10]。弗洛姆提出母爱使儿童学会关心，是儿童情感发展的基础；父爱则有利于儿童内在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两者互补，共承担孩子健康成长的责任[11]。费孝通认为抚育子女必须满足社会需要与生理需要，父母分工是满足需要的优解[12]。类似观点也认为家庭功能有二，照料和保护孩子与促进孩子的社会适应[13]。于中国社会而言，凝练的分工是“严”与“慈”安排。“严”“慈”是相对的，表现在同一家庭对子女社会失范行为的应对逻辑、态度、教育方式的差异上。“严”是对违反规则情况的严厉应对，对失范行为惩罚性更强。“慈”是此类情况的宽松应对，对失范行为包容性更强。该定义符合学者对父亲是道德执掌者、社会规则的教导者等形象的共识[10]，也符合母亲常照顾子女情感需要、无条件爱护子女的角色[11]。父母角色中包含的严或慈部分实质上与心智感知相牵连。严与能动性相关，严需父母在执掌道德规范时保持明辨是非的能力，摒弃心慈手软而实施惩罚；慈与感受性相关，慈要求父母感子女所感，对子女的生理、情感需要极为敏感，因怜悯同情而宽容子女。

中国社会最普遍的便是严父慈母的安排，父亲教养行为主要是管束子女，而母亲则是宽容子女[1]，《孝经·圣治章第九》的“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14]与《游子吟》中“慈母手中线”均表明中国传统社会严与父、慈与母之紧密。父亲形象中的严父部分导致具备能动性缺乏感受性的心智感知，而母亲形象中的慈母部分则是具备感受性而缺乏能动性的心智感知。但其并非唯一分工方式，随人们价值观逐渐多元化、男女平权运动愈演愈烈，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点被日益消释，严母慈父作为现代社会家庭管教模式的新现象而出现[15]。而严慈分配的倒置也意味着父母双方在家庭地位、权力、职能上的转化，也将影响对父母的心智感知。

3 研究假设

因此，我们将用研究1证明在心智感知中，人们关注父亲能动性忽略感受性；母亲则强调感受性忽略能动性。在对伤害事件进行道德判断时，人们易将父亲置于道德能动者上（研究2）。该效应可归因于对家庭分工“严慈”分工所致（研究3），即“严父慈母”或“严母慈父”影响对父母的心智感知，从而致使道德判断的差异，即心智感知在家庭分工与道德判断间的中介作用。

4 研究1

本研究证明家庭中对父母的心智感知存在差异，父亲虽具高能动性，但感受性不及母亲。

4.1 方法

4.1.1 研究对象

采用网络问卷调查，发放130份问卷，回收114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8%（63名男性，平均年龄=24.9±4.3）。

4.1.2 研究材料

采用对二元心智理论中心智感知判断的最常用指标，参照Steven Shepherd（2019）的研究，四项目用于测量能动性，分别是自我控制（Self Control），记忆力（Memory），计划能力（Planning）及有意程度（Intentional Thought），其α系数为0.6。四项目用于测量感受性：饥饿（Hungry）、害怕（Fear）、痛苦（Pain）、愉悦（Pleasure），α系数为0.57，项目均运用简单的场景来描述每个项目[16]，如“想象一下父母已12小时没吃任何东西了，谁会感到更饥饿？”来表示“饥饿”。量表选项采用父母比较的五级量表（1=绝对是母亲，5=绝对是父亲）。测量项目随机排序。虽信度不高，但鉴于过往研究中信度，此信度尚能接受[17]。心智感知二维度结构模型χ2（28）=59.94，p<0.001，RMSEA=0.056、TLI=0.938、CFI=0.958，SRMR=0.074，模型拟合度良好。

4.2 结果

以理论中值3分作为父母评价相同的分值，进行以3为比较值的单样本t检验，小于3代表母亲得分更高，否则父亲得分更高。结果表明，父亲在心智感知中的能动性高于母亲（M=3.254，SD=0.9），t（114）=3，p<0.01；感受性低于母亲（M=2.315，SD=0.84），t（114）=-8.668，p<0.01（表1）。

表 1 感受性与能动性的单样本t检验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the one-sample t-test for receptivity and dynamism

4.3 讨论

本研究发现父亲的能动性高于母亲，但是感受性却低于母亲，这与能动性与感受性的互斥效应相吻合。我们认为，该效应出现是因为“严父慈母”的家庭分工占大多数，我们将在研究3证明佐证该观点。在研究2中我们检验对父母的道德判断是否不同。在伤害事件中，倾向于认为父亲是道德能动者。

5 研究2

研究参照Gray的道德事件中的“典型道德违反”（Typical Moral Violations）编制材料。道德事件中，存在“受害者”“行动者”“因果”三因素[3]，如“爸爸推了妈妈”中“爸爸”是行动者、“妈妈”是受害者、“推了”是因果关联。要求被试对行动者意图、行为谴责程度进行评价。我们预期相较于“妈妈踢了爸爸”事件，人们认为“爸爸踢了妈妈”中行动者有更高恶意，谴责更强烈，说明父亲更易被视为道德能动者。

5.1 方法

5.1.1 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网络问卷调查，共发放100份问卷，回收85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5%。其中有47名男性，平均年龄=24.3±4.1岁。

5.1.2 研究材料

共四类伤害八种情况，包括物理伤害与言语伤害（如表2）。被试在阅读完句式后，回答“爸爸/妈妈有多大的恶意？”“爸爸/妈妈需受到多大谴责”，量表采用likert5点计分（1分=没有，3分=普通，5分=非常大）。两项目的均分为“道德能动者得分”，分别得出“母亲道德能动者得分”与“父亲道德能动者得分”，分数越高表明该对象越易被认定为道德能动者。除此之外，被试还回答关于家庭角色分工的问题，妈妈的严格程度：“妈妈对我十分严格”；爸爸的严格程度：“爸爸对我十分严格”，采用likert5点计分，（1分=一点也不，3分=一般，5分=非常严格），以爸爸的严格程度减去妈妈的严格程度作为“家庭角色分工”。大于0为“严父慈母”家庭，小于0为“严母慈父”家庭。

表 2 各类伤害情况

Table 2 Type of injury

5.2 结果

对道德能动者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父亲在道德能动者得分高于母亲（父亲：M=3.01，SD=0.83，母亲：M=2.55，SD=0.92），t（168）=3.39，p<0.01。在相关性上，母亲道德能动者得分与家庭角色类型得分成反比，r=-0.256，p<0.05，说明“严母慈父”家庭可能使人倾向于认为母亲是道德能动者，但是父亲的道德能动者得分与家庭角色类型却不存在相关，r=0.148，p=0.178。

5.3 讨论

结果表明父亲相比母亲更易被当成道德能动者，相关性分析表明现象可能是由严父慈母或严母慈父家庭分工所致。但依据过往研究，性别也会影响人们对其的心智感知及道德判断，男性相较于女性更容易成为道德能动者[18]，为排除这种可能，研究3将直接操纵家庭分工，以说明这类感知模式受严父慈母或严母慈父家庭分工的影响。

6 研究3

研究2相关性分析表明，家庭分工模式可能影响父母道德角色。本研究将操纵家庭分工（严母慈父与严母慈父）检验家庭分工是否影响人们对父母的心智感知，进一步影响对道德能动者的判断。即严父慈母家庭模式中，严父更容易成为道德能动者；在严母慈父家庭模式中，严母更容易成为道德能动者，心智感知起中介作用。

6.1 方法

6.1.1 研究对象

发放250份问卷，有效问卷为20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2.8%（99名男性，年龄为27.03±5.73）。

6.1.2 研究过程

被试阅读关于家庭分工的描述，“小天今年16岁了，正读着高中，如大多数高中学子一样面临着高考的压力，父母都对小天寄于厚望”，严父慈母条件：“在家中，父母各自的分工属于严父慈母式，小天的妈妈对其更为温柔，而小天的爸爸则对更为严厉。”严母慈父条件：“在家中，父母各自的分工属于严母慈父式，小天的妈妈对其更为严厉，而小天的爸爸则对更为温柔。”随后填写研究1的心智感知问卷，能动性与感受性的α系数为0.73与0.6。心智感知二维度结构模型卡方χ2（28）=326.29，p<0.001，RMSEA=0.056、TLI=0.938、CFI=0.958，SRMR=0.044，模型拟合度良好。随后对研究2中的“踢”“取笑”作为的伤害事件进行评价，道德能动者得分的测量与计算方式与研究2相同。采用研究2中家庭角色分工类型的问题，测量项目与计算方式与研究2相同。

6.2 结果

6.2.1 家庭角色类型对感受性与能动性的影响

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家庭分工模式为分组变量，感受性及能动性为检验变量，发现严父慈母与严母慈父的感受性、能动性有显著差异（图1）。感受性上，严父慈母条件的分数（M=2.15，SD=0.71）显著低于严母慈父条件（M=2.98，SD=0.85，p<0.01），表明相较于严母慈父条件，严父慈母条件人们会感知到父亲更多的感受性（或者认为给予母亲更少感受性）。能动性上，严父慈母条件的分数（M=3.70，SD=0.80）显著高于严母慈父条件（M=2.68，SD=1.03，p<0.01），表明相较于严母慈父条件，严父慈母条件下人们会给予父亲更多的能动性（或者认为给予母亲更少能动性）。该结果表明父母感受性与能动性不仅仅取决于性别的差异。

图 1 在不同家庭分工模式下父母感受性与能动性的差异

Figure 1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sensibility and dynamism under different family division of labour patterns

6.2.2 感受性、能动性、父母道德能动者得分、家庭角色类型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家庭角色类型与感受性呈负相关，与能动性呈正相关，与父亲道德能动者得分成正相关；父亲道德能动者得分与感受性成负相关，与能动性成正相关；母亲道德能动者得分与感受性成正相关（表3）。这符合进一步对能动性与感受性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统计学要求[19]。

表 3 各变量之间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Table 3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variables

注：家庭分工a为虚拟变量，严父慈母=2，严母慈父=1。*p<0.05，**p<0.01。

6.2.3 模型检验及变量间的路径分析

结果显示，家庭角色类型对父亲道德能动者的总体效应（β=0.56，p<0.01）与感受性的间接效应（β=0.23，p<0.05）均达到显著性水平，但是直接效应（β=0.29，p=0.11）与能动性的间接效应（β=0.03，p=0.71）不显著。由此可见，感受性在两个变量之间的完全中介效应明显，中介率为41.07%。家庭角色类型对父亲道德能动者的影响完全通过感受性这一间接途径得以实现（图2）。

图 2 中介作用示意图（1）

Figure 2 Diagram of intermediary role (1)

除此之外，对于家庭角色类型对母亲道德能动者的感受性的间接效应（β=0.23，p<0.05）均达到显著性水平，但是总效应（β=-0.14，p=0.35）、能动性的间接效应（β=0.03，p=0.71）、直接效应（β=0.29，p=0.11）均不显著（图3）。但是总效应不显著，出现遮蔽效应，间接效应依然可以存在[19]。

图 3 中介作用示意图（2）

Figure 3 Diagram of intermediary role (2)

6.3 讨论

结果表明严父慈母或严母慈父的家庭分工确实会影响人们对父母感受性及能动性的判断，与此同时，感受性在家庭分工与父亲/母亲道德能动者之间起中介作用。但出乎意料的是能动性并没有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这可能表明感受性相较于能动性，对于父母亲的道德判断影响更为关键。

7 总讨论

在本次研究中发现，人们普遍认为父亲能动性高于母亲，而母亲感受性会高于父亲（研究1），这类感知模式会影响到人们对父母的道德判断，更易视父亲为道德能动者（研究2），在最后的研究中发现心智感知及道德判断的差异并非全由性别印象决定，乃因严父慈母或严母慈父的家庭分工所致（研究3）。

关于父母形象的研究，心理学方面鲜有涉及，有研究以仅以父亲形象为主进行研究，忽视父母形象间的交错影响[1]。心智感知作为基础的感知过程，为父母形象的探索提供新的方向，在通常的严母慈父分工下，严父的高能动性及低感受性可解释现代亲子关系中父亲的面临的不利局面，一方面现代父亲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高大，但另一方面因其“距离感”使得亲子间缺乏心灵的交流。严父因管教行为及权威地位，很可能使子女表现出惧怕、远离、回避、憎恨等破坏亲密关系的反应。鉴于低感受性与共情的联系，这类处境可能使得子女无法达成对严父的共情，难以感同身受，也更难以体会到对方平日的艰辛与辛酸，更少提供帮助。严父形象更更易成为道德能动者的结果表明，在道德事件中严父形象的谋划行为意图会被视为更强烈，需承担的责任也更多。所以在伤害事件的道德判断上，人们以不同的标准评判父母的行为。通常人们将会夸大严父的意图与责任，相对忽略慈母的意图与责任，常说的“养不教，父之过”便是阐述子女失当行为时父亲需承担的连带责任。这类不对称可能具有双刃剑效应，在值得称赞的事件，严父可能会被过度表扬；在应当指责的事件中，严父可能会被过度惩罚。除此之外，过去的研究还表明作为道德能动者的其他不利后果，在分配痛苦或快乐药丸时获益很少，人们也认为其不太需要他人的帮助，虽然在本文中没有直接揭示不利影响的存在，但该影响是难以忽视的，期望后续研究能进一步检验。

如何避免家庭分工的负面影响？感受性的中介作用表明感受性比能动性对父母的道德角色更为关键。因此，无论是何种严慈分配的家庭，严者适当表现感受痛苦、快乐等感受性能力可能使其不易处于道德能动者，可以规避上述负面效应。特别是对于严父慈母家庭分工而言，表现感受性可能是严父与子女重新建立良好关系的一把钥匙。在严慈分配的抉择中，严母慈父的分配可能显得更为恰当。因为此时父母的感受性相当（M=2.98，SD=0.85，p>0.05），原因可能在于严母同时持有的女性形象及严厉形象两者中和，母亲维持威严同时不易丧失感受性，所以这不失为构建良好家庭的策略之一。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在量表时我们依赖于两两比较，该方法被运用于过去的研究当中[9]，我们使用这类方法是因为他对影响较小的因素较为敏感，但目前还不知道这类方法是否有任何副作用。其次，鉴于父母形象的相互影响，我们不易将父亲与母亲的心智能力拆分研究，父母在家庭中的道德角色能否延续到与其他社会对象比较中依然有待商榷。最后，心智感知量表的可靠性存在缺陷，虽结构方程模型表明量表有良好效度，但是信度偏低（α系数范围为0.57至0.73），尽管过去心智感知问卷研究中信度都较低[17]，但高信度对于研究依然十分关键，因此心智感知问卷的本土化及信度是未来心智感知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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