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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后备人才为竞技体育繁荣发展提供支撑。自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后，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1]，它对新时期体育工作进行部署，强调发现和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使我国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金牌数独居榜首。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2]，是建国以来首次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命名的指导性文件，开创了新时代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新局面。随后2020年颁布《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3]，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做出了新贡献。近20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备受关注，全国各省市重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同时各专家、学者也对后备人才进行大量研究，使得我国竞技体育有了质的飞跃，但在培养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鉴于此，本文试图对2001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有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文献归纳整理，从中总结出各个研究主题、存在的不足以及对后续研究的新方向，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研究检索成果与分析

1.1 中国知网论文检索分析

在中国知网CNKI系统中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为篇名，期刊范围为“体育类CSSCI”，时间界定为2001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检索结果为78篇，去除8篇与本文无关文献，剩余70篇有效文献。根据发文时间，由图1可知，整体上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其中2005—2006年发表论文最多，达到9篇；2016年未发表任何文献。从图2可知，根据研究主题，当前研究主要聚焦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后备人才培养等。

图 1 2001—2020年CNKI收录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CSSCI文献年度分布

图 2 2001—2020年CNKI收录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CSSCI研究主题分布

1.2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该领域最高研究水平。由表1可知，近20年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课题立项和论文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该领域理论研究也日益增多，研究从宏观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到微观的具体项目后备人才，研究深度与广度正在扩大。

表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情况一览表

2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

2.1 培养模式

1）“体校—省队—国家队”模式

我国主要是以体校为基础的三级训练网培养模式，即“地（市、县）业余体校—省队—国家队”［4-6］，或是“基层业余体校—重点业余体校—中心业余体校和专业队”[7]，抑或者是“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优秀运动队”［8，9］，各级业余体校和省（市）运动学校依旧是培养主体［10］。该培养模式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举，为快速振兴体育事业，提高竞技水平而产生的，其带领着我国竞技体育从“落寞”走向了“辉煌”，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崛起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但是随着社会与经济不断发展，该模式逐渐与时代要求不相匹配，开始倒逼竞技体育进行改革。

2）“普通学校—省队—国家队”模式

主要有“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培养模式[9]；“小—中—大”学校一条龙培养模式［11-13］；“体教融合”模式［6，14-17］；另外还有“清华模式”，即在其附属中学开设体育特长班选拔优秀人才，以直通清华大学吸引生源［18，19］。运动员学生除了日常训练以外，文化教育也不能被忽视，该模式依靠教育系统内的普通学校，能确保每个运动员接受文化教育，有效缓解学训矛盾，促进运动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未来我国必须是完全依托教育系统培养的全新模式[6]。

3）“俱乐部—国家队”模式

我国主要在职业联赛项目上采取俱乐部的形式［20］。足球是我国第一个尝试职业化发展的项目，但大多数俱乐部没有按照规定要求建设二、三线队伍[21]，只有北京国安、山东鲁能、广州恒大等少数几家中超俱乐部梯队建设较为完善[22]。该培养模式在我国起步较晚，尚不成熟，且长期受到政府主导的制约，还存在较大的不足[18]。俱乐部作为社会力量加入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行列之中，会相比其他模式更注重运动员带来的经济效益，项目选择上偏向于观赏性强、普及性高、竞争激烈的项目。整体来看，“俱乐部—国家队”培养模式发展前景十分乐观。

4）“单飞”模式

该模式最本质特点是非政府干涉，由家庭承担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一切费用。“单飞模式”仅存在部分项目上，比如网球项目袁梦、李娜模式，台球项目的丁俊晖模式，高尔夫球项目的冯珊珊、李昊桐模式［4，19，22，23］。作为新兴培养模式，其发展在我国受到体育体制、经济状况等多方面限制，需要政府大力支持、体育市场发展、人们思想观念转变来促进该模式的壮大[24]。但现如今，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家庭对运动员的自主投入不断增加，也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5）“小学—中学—大学—职业队—国家队”模式

职业队的大多数运动员都是通过比赛层层选拔出来的，我国最具典型的就是CUBA联赛和“北理工模式”。CUBA联赛组委提出，中国篮球的发展应吸取国外青少年篮球的成功经验，将业余训练体系融入校园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学—中学—大学—职业队”篮球人才培养模式［25-28］；而“北理工模式”是立足于普通学校的教育形成的“小学—中学—大学—职业队”的足球人才培养模式[29]。该培养模式虽能够有效避免体育人才资源的浪费，保证后备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但成功输送到国家队的运动员却少之又少。

2.2 体制机制

1）培养体制

在训练体制方面，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多强对抗的训练体制，例如“走训制”“三集中办学制”等[30]。该训练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带来了显著的影响和效益，但在改革过程中，各训练主体之间职、权、利的矛盾冲突未得到有效改善，需理顺多元与多层次之间的关系，遵循人才培养和运动训练规律，探索出与我国基本国情相配套的训练体制[17]。

在竞赛体制方面，实行以奥运战略、全运会战略为主要目标的多元化竞赛体制[17]。这种竞赛体制能够提高社会各阶层对后备人才培养的关注度，增补竞赛经费，积累比赛经验，检验训练效果等；同时也存在着弊端，如赛事安排衔接不够、竞赛市场混乱、运动员管理力度欠缺等。建议加强管理竞赛体制；完善运动员注册制度；规范赛事秩序［31，32］。

在管理体制方面，现行是以政府集中管理为主，社会体育组织辅助管理的结合型管理体制[11]。如举重、跳水等项目是由政府集中管理，“三大球”项目则采用“政府＋社会”结合型管理体制[33]。在该体制下，能够充分调动政府、社会组织等各方积极性，高效整合体育资源，集中全国力量发展竞技体育，培养后备人才；弊端是过分依赖政府，管理部门权责不清。亟须更新体育管理观念，明确各类体育管理部门权限，转化政府职能，健全体育协会管理制度[17]。

学者针对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分析，大体形成了“问题—建议”的研究范式，发现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培养体制发展滞后；过度依赖政府；各类体育管理部门权限不明；竞赛市场紊乱。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与发展，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完成，需政府、社会、个人等多方力量长期共同努力。改革应朝着建立符合时代要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以政府为主导、依托社会与市场，具有生机与活力的新培养体制方向前进［34，35］。

2）培养机制

在宏观调控机制方面，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区域发展不均衡、市场调节失灵、缺失等现象严重。在市场自身调节能力不足之际，就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健全人才市场法规、制定发展规划、保持人才供求动态平衡、协调各市场主体的关系这四个方面[36]。

在动力激励机制方面，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社会转型期，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运行过程中动力不足、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仍存在，建议革新动力激励机制，建立起顺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全新适度动力机制和灵活激励机制，保障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良性运行［37，38］。

在利益整合机制方面，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是“行政控制强制服从”的整合机制，具有高效性，但在运行过程中强调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社会转型时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培养主体合理的利益需求，但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利益调和困难、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依旧存在，建议构建以市场为导向，各层次利益相协调的新整合机制[39]。

培养机制通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实现其特定的功能。正是由于宏观调控、动力激励、利益整合等机制之间相互关联、协调运作，才使得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高效推进。从目前关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体制”“机制”文献来看，对于这部分的研究较少，不够全面，且未理清“体制”“机制”两者的概念和关系，文章内容和题目不符合。体制是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因此要加强对该领域进行研究，明晰体制与机制两者的区别，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

2.3 国外经验启示

从美国经验来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逐渐形成了教育系统内“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的培养体系[40]。美国之所以成为体育强国，主要是因为将体育与教育融为一体，使体育竞赛贯穿于整个教育计划之中，保证每一个运动员接受文化教育。我国在推进“体教融合”模式时应该循序渐进，逐步在教育系统内构建“一条龙”培养体系，解决好学生运动员学习与训练之间的矛盾[41]。

从德国经验来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采取三级培养模式，即俱乐部—体校—奥林匹克训练基地[42]。其中俱乐部是采用分级赛制的基层体育组织，能够有效地带动更多参与者，扩大后备人才总量，并增加运动员比赛经验。建议我国应让与竞赛管理权限；重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提高教练员素质；完善竞技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场馆的利用率[40]。

从俄罗斯经验来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实行“中央集权”管理模式，运动员主要来自体校。中央高度重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政策，保障运动员、教练员、管理人员等人的合法权益。建议我国要以法律的手段保障各培养主体权利和义务，同时法制化建设要遵循体育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随着体育的不断发展而修改和完善体育立法[41]。

从法国经验来看，法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采用“双计划、三阶段”的训练理念及模式，即强调文化教育与运动训练同等重要，基础选材—成绩提高—精英培养三阶段密切结合[43]。建议我国应促进运动员全面发展；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提高场馆开放与利用率[44]。

从日本经验来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由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管理的综合型管理模式，即采取民办官助的形式，政府进行宏观把控，依靠各方社会力量发展体育；培养理念是以教育为主，学校为依托，将教育与体育相结合，全面培养后备人才。我国应破旧立新，破除传统的“金牌至上”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加强运动员保障工作，重视文化教育，促进运动员全面发展[41]。

由此可知，目前针对国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研究成果较少，且得出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解决好文化教育与运动训练之间的矛盾，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展；二是完善后备人才培养模式，转单一为多元化；三是创新教练员培训模式，建立高素质教练员队伍；四是科学选址、合理规划，提高场馆开放与利用率。因此对于这些成功经验不能全盘照搬照抄，要将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极具中国风格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3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培养体制落后

培养体制是影响后备人才开发的关键因素，决定着如何培养、培养什么样的竞技人才[20]。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总是落后于经济体制，当前突出问题在于体制创新目标模糊、管理部门职责不明确、各利益集团运行不规范、政府和市场难协调等，严重阻碍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34，45］。

3.2 资金投入不足

我国体育事业的资金投入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来源渠道单一且有限，大多数体校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另外加上投入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对竞技体育、奥运与非奥运项目、一线与二三线队伍投资比例失调[46]，这必然会导致我国竞技体育二三线队伍逐渐萎缩以及项目发展两极分化严重，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后备人才培养效益[47]。

3.3 后备人才萎缩

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独生子女家庭迅速增加，适龄青少年人数不断减少，导致体育后备人才资源短缺；再加上青少年肥胖人数上升，体质下降，使可供选择总量进一步减少［20，30，48］。另外近几年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取消二级运动员高考加分政策，使越来越多的家长不愿孩子走上运动员的道路，许多优秀体育苗子被“扼杀”［47，49，50］。

3.4 学训矛盾突出

学训矛盾始终伴随着后备人才培养工作，至今都未得到有效解决，青少年儿童参加运动训练的年龄同时也是接受文化教育的关键时期，在训练过程中，普遍重体轻文，导致运动员文化水平偏低，退役难就业；加上训练科学化程度低，训练的质量难以保证［5，30，51］。调查发现，往往对学习不够重视或学习积极性不高的运动员的运动天赋较高，如果不加以引导，重视文化，其势必难以达到运动顶峰[52]。

3.5 竞赛秩序混乱

竞赛是选材、训练、管理、资金投向的风向标，它贯穿于整个培养过程，对后备人才的培养具有杠杆作用[46]。但由于我国竞赛体制陈旧，竞赛杠杆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存在着一些弊端，例如“买”队员、“雇佣”队员、以大打小现象严重；使用违禁药品；项目安排不合理；个别裁判员吹“黑哨”等，严重打击了教练员、运动员训练的积极性［32，47］。

3.6 教练员水平偏低

运动员想要取得优异的成绩，除了自身努力以外，还需教练员的科学指导，两者缺一不可[47]。教练员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关键，参与了后备人才“选材—训练—竞赛”整个过程，其水平的高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后备人才运动水平和培养效益［53，54］。我国教练员执教水平普遍偏低，高学历教练较少，科研能力较差，以至于不得不聘请外教，例如在2010—2011赛季中，CBA和中超的大部分俱乐部都聘请了外教[55]。

4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发展对策

4.1 推进体制创新，完善后备人才培养体制

在培养体制上，应分阶级、分层次、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进体制创新，探索与建立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培养体制［31，56-58］。改变原来国家统一包办的单一培养模式，深化体教融合，构建教育系统内的“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培养体系［51，59］；鼓励社会多元主体一同发展竞技体育，优化“选材—育才—成才”体系，丰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资源库，提升人才培养效益[49]。

4.2 优化投资结构，建立多元化资金渠道

整合我国资源，充分挖掘社会力量，允许和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序列之中[56]；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投入比重，发挥体育彩票公益基金的作用，将经费直接投入到单项协会和运动员，并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对政府的投资进行监督[5]；鼓励场馆在闲置时间对外相应开放，增加自身创收效益[46]。

4.3 拓展生源基础，提高“选才—育才—成才”效益

挖掘和培养更多、更有潜力的后备人才，首先应优化选材机制，提高选材的科学化水平，运用科学技术建立“人才信息库”，对运动员的技能指标、发展状况进行实时跟踪、检测［5，49，60］；其次探索出缓解学训矛盾的新途径，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展［51，57］；再次应优化体育发展环境，吸引各级各类人才进入到体育行业之中，畅通运动员出路[18]；最后完善运动员保障体系，使运动员心无旁骛地参与到训练和比赛之中［31，56］。

4.4 改革竞赛制度，充分发挥竞赛杠杆作用

改革竞赛制度，首先根据运动员的水平高低要有不同的要求，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与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目标相区分，防止“拔苗助长”现象[61]；其次是改进运动员的注册制度和参赛资格审核制度；最后应加强对竞赛体制宏观调控，安排竞赛日程时，既要考虑同类赛事内部连贯，也要考虑不同赛事之间的衔接，充分发挥出竞赛杠杆的调节作用［31］。

4.5 加强教练员培训，引进高学历高水平的教练员

打造“高学历、高水平、高素质”的教练员队伍，首先应对在职教练员进行培训，提供进修机会，进一步提升专业素养和科研意识［46，49，59］；同时引进一批年富力强、资历深厚的教练员来提升整体素质[60]；最后还需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教练员薪资待遇，激发教练员的积极性，使教练员全身心地投入到后备人才培养工作之中[54]。

关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发展对策、优化路径的文献相对较多，目前主要基于宏观层面提出促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建议，而对于管理人员、教练员、运动员等个人主体的微观层面研究较少。此外，学者们从多方面提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发展对策，但各对策之间联系不够紧密，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总之，这些发展对策都是从宏观视角提出，过于空泛，可操作性、实效性有待考量。

5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展望

5.1 加强政策落实和理论研究

落实政策是实现政策目标最直接的手段。国家与地区颁布的政策多而全，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落实工作并不理想，对政策深入的理论研究也较少。认真做好政策落实工作，不仅仅是解决体育系统的内部问题，而是关系到调动和发挥学校、社会、家庭等多元主体参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积极性的问题。首先应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言行；其次应从工作上切实抓紧，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认真实干，注重成效。最后应从政策上做出细分，把任务细分到各个部门，明确部门职责。总之，加强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政策的落实工作和理论研究有助于我国后备人才培养有序、稳步开展。

5.2 重视体教融合视域研究

2020年9月颁布《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强调“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3]，这一文件引起了体育界学者极大的关注。深化体教融合，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完善体育赛事是大势所趋，在夯实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基础上推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可持续发展。体教融合已成为现阶段的研究热点，因此，需抓住这一热点，从体教融合视域下研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5.3 研究重点由宏观向微观转变

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发展，对于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专家，学者们基本上已达成共识。但从现有研究来看，大多是针对宏观层面，针对微观层面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对此，①“分阶段”进行研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分为“选材—育才—成才”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培养的侧重点不相同；②“分项目”进行研究。不同项目技术特点存在差异，再加上我国“三大球”和冬季项目相对薄弱，在针对每个项目进行研究的同时应着重研究“三大球”和冬季项目；③“分区域”进行研究。我国幅员辽阔，当前研究涉及区域不全面，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或者体育强省，有待加强对西部、东北部等地区的研究。总之，今后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研究应从宏观向微观进行转变。

5.4 强化多学科和跨部门的合作研究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涉及的领域广，内容丰富，跨越了多门学科，涵盖了体育学、医学、法学、人才学和教育学等其他学科。但现阶段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研究仅涉及到体育学和教育学，对于其他学科基础理论研究还是较少，这使得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难以全面、深入地进行研究。此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还涉及到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等不同部门，需要这些部门通力协作进行培养。因此，未来对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研究应打破学科壁垒、加强不同学科和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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